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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本科教育,一流大學成熟的標志
        發布時間: 2016-09-05 瀏覽次數: 339

        鄔大光:重視本科教育,一流大學成熟的標志

         

        鄔大光,廈門大學副校長、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協同創新中心教授,福建廈門 361005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16年第6期

         摘 要:重視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學成熟的標志,一流大學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領作用。世界知名大學都把本科教育作為大學發展的立校之本,不遺余力地進行本科教育改革。本科教育改革重點聚焦在人才培養上,如何在操作層面上實現,各國都在進行有益探索。當今,通識教育和跨學科教育已經從大學邊緣向主流發展,由此形成的教育范式和教學內容的變化,正日益引發世界范圍內大學人才培養全面而深刻的變革。“人才培養為本,本科教育是根”的理念將逐漸被人們所熟知和接受。

          關鍵詞:一流大學;本科教育;高等教育質量

          近些年來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學以及由此“衍生”的大學排行榜。2015年10月,國務院頒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的文件,一流學科又進入了大學人的視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開始超越一流大學的概念。從關注一流大學轉向一流學科,這無疑是一個進步。但由于大學在社會組織體系中的獨特性,僅僅強調一流大學或一流學科還遠遠不夠,或者說只是從一流學科的角度解讀和建設一流大學,只能表明一流大學的建設還“在路上”,依然保留著明顯的“急功近利”的痕跡。因為在大學的各種使命中,只有一項任務不能被社會其他組織所取代:那就是本科教育。因此,在“雙一流”建設前行中,如果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難說是一流大學,更難說是成熟的一流大學。這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共識。

          一、一個案例引發的反思

          幾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學都發韌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大學的根。但在大學發展的過程中,隨著大學職能的不斷增加,本科教育作為大學的根,出現了根基動搖的現象。尤其是在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時代以來,在社會外部的壓力下,以“科研為導向”的大學發展思路日趨盛行,大學的發展軌跡開始“跑偏”。 

          為什么這么說?請看下面的案例。前不久,在國內某大學聽美國杜肯大學伯隆教授講座,他的報告有這樣一段開場白:“請各位看我的PPT第一頁,上面是美國著名的十所大學,如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這些大學有一個最主要的、共同的優點,請大家猜一猜是什么?”臺下的老師們七嘴八舌地回答起來。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學”,教授搖頭;“科研水平都比較高”,教授又搖頭;“都很國際化”,教授繼續搖頭;“歷史都很悠久”,教授還是搖頭;“擁有最好的學生”,教授有些嘆氣;“都是私立的”,教授還是不吐口;“都很有錢”,教授看來有些絕望了……。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說:“這些學校最主要的共同點就是擁有最好的本科教育,都非常重視教學。一個大學對待教學和本科教育的態度,標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答超出了大多數聽眾的想象。

         

          之所以出現此種現象,說到底,還是我們對一流大學的理解有偏差。今天,大多數人對一流大學的感知,主要來自各種排行榜以及可以統計的指標。但人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即這些指標是一所大學經過若干年發展與建設的結果,而非一流大學的成長過程;我們看到的“光鮮亮麗”的統計數據,僅僅是一流大學的“橫斷面”,而不是一流大學的根基和內涵以及全部歷史進程。

          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關于這個話題在我國已有許多“高論”,恐怕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看盛行的大學排行榜。其實,還有許多更簡易的方法,如一流大學是用錢“堆”起來的,哈佛大學有近400億美元的基金。因此真要歸納一流大學的特征,還可以舉出很多。諸如:一流大學的經費富可敵國,一流大學的人才富可敵國……。今天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和排行榜,早已經有人把一流大學進行了“格式化”,但被“格式化指標”遮蔽的內涵更為重要。

          20多年前,國人是沒有資格談一流大學的,為什么這么說?第一次聽說一流大學,大約是在1994年10月,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正巧當時國內一位著名大學校長在香港做演講,大意是說在亞洲大學的排行榜上,雖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學比較靠前,但再過二三十年,大陸的大學排名一定會超過香港的大學。果然如此。今天,在世界上幾個主要的大學排行榜上,都可以看到我國大學的名字,且有數量不斷上升的趨勢。如果單純按照統計數據,我國大學在世界大學排行榜前200強的數量大致排在第六位。如果再說中國沒有世界一流大學,恐怕排行榜都不會答應。既然在排行榜上已經有若干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可為什么有許多國人并不完全認可,即使在一流大學工作的人,也無法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一流大學人呢?

          原因就在于我國的一流大學還有許多短板,還有許多幼稚的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忽視本科教育。這說明我國一流大學發展目標還不成熟,評價指標不成熟,管理水平不成熟,存在許多碎片化的改革等。我們的一流大學,談論更多的是ESI、EI、SCI等“量化”的概念,而忽略了量化指標背后的內涵。正是這些不成熟遮蔽了我國一流大學的聲譽,降低了在排行榜上的“含金量”。這也就是說,一流大學與成熟的大學不是等同的概念,從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學內化到人們思想價值認同的一流大學,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學,這才是成熟的一流大學,它是“本質的改變、思想的改變、文化的改變、價值觀的轉變。”

          具體來說,辦世界一流大學,不僅要對一流大學的各種“指標”有清晰的了解,還要對一流大學形成的根基與制度安排有切身的體會。辦一流大學,不僅要看今天一流大學的各種指標,還要看這些指標生成的土壤。我們不僅要看一流大學的“橫斷面”指標,也要從“縱向”看一流大學的成長過程。只有把握了一所大學走過的全部道路,才有可能少走或不走彎路。我國今天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缺乏的不是指標意識,而是缺乏辦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常識,即本科教育是“大學的根與靈魂”。

          二、到底什么是一流大學

          從世界范圍內看,一所大學之所以稱得上一流大學,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讓世人記住這所大學更多的是學校培養的杰出校友。正如斯坦福大學報告稱:“該校師生和校友創建了2400多家企業,組成一個斯坦福大學的學子集團,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業,2008年在‘硅谷150強’中創造總收入共達2250億美元”。也正因為如此,世界一流大學基本上要從全球招收優秀的學生,以確保大學的內在創新活力和可持續發展。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當科研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決定大學綜合實力的不是科研的競爭力,而是人才培養的競爭力,特別是本科教育。

          所以,凡是世界知名大學都把本科教育作為大學發展的立校之本,不遺余力地進行本科教育改革,并把本科教育做到極致,也就出現了本科教育是“大學的靈魂”這一生動的說法。歷史事實也是如此,從最早的牛津大學的學院制、導師制改革,到后來德國的科研與教學相結合;從芝加哥大學的“百科全書式”教學計劃,到1945年《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從哈佛大學的學分制到通識教育;從1988年博耶的《美國大學教育:現狀、經驗、問題及對策》到1998年、2001年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藍圖》,可以看到,我們今天許多熟知的一流大學,之所以在歷史上能夠引領未來的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原因在于他們在很多方面致力于本科教育改革,聚焦在人才培養。即便是今天,世界一流大學在取得卓越科研成就的同時,仍能夠以其獨特改革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從近年來的MOOCs、創新創業教育再到最近哈佛大學發布的《扭轉浪潮——通過大學招生激發對他人和公共利益的關注》的報告,這些改革無一離開本科教育。從這一意義上說,重視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標志,或者說一流大學成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其本科教育如何引領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潮流。

          但是,在比較中外高等教育發展時,我們時常會感到,無論在觀念、價值判斷或者實踐層面都存在落差或差異。如就大學質量保障而言,2015年廈門大學參加了聯合國大學IQA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項目,這是代表中國乃至東亞的唯一一所高校。廈門大學在第一輪評估拿到全優之后,十年來堅持不懈地抓本科教育質量,可以說廈門大學是中國高校內部質量保障建設的典型示范。但是,當參加了聯合國這一項目之后,我們發現雙方對于質量概念的理解,存在著不同的語境。國際上對于質量的關注不僅在人力、財力、物力投入,而且已經轉向于學生學習經歷、學習獲得感。這種質量保障體系不僅看學校在質量保障上做了什么,而且要看師生參與程度如何,其效果如何。可以說,國外大學對于質量保障已經進入一個標準化、精細化階段,對于質量的關注已經從傳統技術標準進入到一個更為深層的質量文化層面。相反,國內大學對于質量保障還處于粗放式管理階段。舉個例子,近年來隨著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不斷深入,國外在大學組織架構方面已經出現了教師發展中心、學生就業指導中心、健康服務中心等專業化服務組織,相反,盡管國內大學多年來一直喊“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但至少在大學組織制度建設方面并沒有發生一些根本性的變化。

          再如,關于大學最為基本的課堂教學方面的理念與實施建設,英國紐卡斯爾大學來廈門大學考察合作辦學時,向學校問了幾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否有學生作業查重?是否有 “智慧黑板” (smart board)? 是否有“學習互動器”(clicker)?是否能夠提供殘疾人上學的基礎設施?不難想象,經過前面一個階段的大建設、大投入,我國高校在硬件、軟件建設方面都取得很大進步。我們時常聽到有些人甚至說,現在國內大學教學條件從硬件方面與國外大學幾無多大差別,甚至超過了國外大學。但事實上,中國過去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只解決了最為基本的條件保障。從其內涵建設而言,我們與國外大學的差距,不只是體現在有形的設備、空間、場地建設,還在于條件建設背后所隱藏的理念的落差。以圖書館建設為例,隨著近年來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國外一流大學都在探討21世紀學習的概念。基于這一概念,今天大學的圖書館已經變成了學生學習中心、資源中心、師生研討中心,傳統藏書功能大大弱化。但在國內,我們少有看到圖書館建設的這種理念,即便有也很少看到把這種學習概念變成一種看得見的實物形態。事實上,圖書館建設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現代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不僅影響到大學知識傳播的方式,而且已經滲透到大學各種環境建設中,并悄悄地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這種改變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只要受學生歡迎的,必然會成為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未來的教學,不僅僅取決于教師傳播知識的方式,而更取決于教師展現知識的形式。可以說,傳統大學與現代大學的區別,不僅在于制度層面,同時還在于最為基本層面的課堂教學變革,而這種教學革新才是大學“軟實力”的真正體現。其變革的不僅僅是傳統教學習慣,最終改變的是學生學習方式、思考問題、探索問題以及發現問題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習慣。

          顯然,對于大學發生的這些變化,我們不能熟視無睹,更不能只關注那些量化的學科排名。相反,我們只有在一些最為基本的制度建設、最為基礎的人才培養,特別是本科教育方面能夠真正與國際接軌時,我們才能有底氣說,我們是真正一流的大學。事實上,我們注意到,在過去的幾十年,經常會看到《美國大學教育:現狀、經驗、問題及對策》《回歸大學之道:對美國大學本科教育的反思與展望》《重建本科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發展藍圖》《失去靈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旨的》《大學教了沒?——哈佛校長提出的8門課》等一系列反思大學本科教育的書,而較少看到回歸科學研究、回歸社會服務這樣的醒省力作。這就告訴我們:在世界范圍內,反思本科教育的聲音一直沒有斷,甚至出現了吶喊,而且都是世界一流大學在反思。耐人尋味的是,30多年前乃至于更早,當我國還沒有一流大學的概念時,我們的本科教育是真正的“大學的中心”,我們辦出了一流的本科教育。可是當我們提出辦一流大學的時候,我們的本科教育卻在不斷弱化,或者說在不斷趨于邊緣化。

          基于這樣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廈門大學高等教育質量協同創新中心最近組織翻譯了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本科教育重建:美國研究型大學藍圖》(1998年)、《本科教育重建:博耶報告的3年回顧》(2001年)和《斯坦福大學本科教育研究報告》(2012年),該文集選編的3份報告,兩份由博耶委員會完成,一份由斯坦福大學完成。

          美國博耶委員會長期關注美國一流大學的本科教育,1986年,博耶教授就組織研究團隊,完成了第一本《美國大學教育:現狀、經驗、問題及對策》的研究報告。時隔十年之后,1998年,博耶委員會再次完成了《本科教育重建:美國研究型大學藍圖》,通過一流大學本科教育的案例研究,提出本科教育改革的十項具體改革措施:建立基于研究的學習標準;基于問題設計新生第一年學習;以一年級為基礎進行教育;移除跨學科教育的障礙;聯結交流技能和課程作業;創造性運用信息技術;探究式學習創造高峰體驗;培養研究生助教;完善教師激勵機制;營造集體氛圍。

          2001年,博耶委員會再次發布了《本科教育重建:博耶報告的3年回顧》。該報告從研究性學習、新生體驗、構建新生基礎、交流技巧、高峰體驗、培養研究生助教、改革教師激勵制度等7個方面概述美國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改革進展。與1998年的報告相比,2001年的報告更關注不同類型學生、不同學科領域的差異。關注研究性學習,關注本科生研究和創新活動,特別是人文社科學生的參與。報告再次呼吁增加研究性學習的機會,使其成為本科生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強調院系這一基層學術組織在本科教育改革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鼓勵有經驗的教師、退休教師、高年級或研究生助教,幫助制定本科生學習項目計劃,開展復合型研討會,進行合作學習,增加新生體驗,提高其寫作和口語交際能力。

          2012年,《斯坦福大學本科教育研究報告》發表,該報告通過對斯坦福大學本科教育現狀的調查,吸收借鑒正在進行教學改革的其他大學的知識和經驗,有針對性地提出斯坦福大學本科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報告指出,斯坦福大學的教育目的在于培養真正受過教育的公民,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實現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縱深和橫向聯系;培養寫作、口語交際、定量技能、批判性思維、信息素養等技能,最終養成自我支持能力實現終身學習;培養個體和社會責任;培養適應性學習能力。為更好實現上述教育目標,斯坦福大學通過調整課程設置,進行教學改革,加強住宿制服務,建立與五個領域能力匹配的評估制度等改革創新一流本科教育。

          以上3篇研究報告透視出強烈的信號:重視本科教育質量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一流大學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領作用。當各國的一流大學在集體反思本科教育的時候,我國的一流大學更需要反思本科教育,更需要對本科教育的弱化預警,更需要重建本科教育。事實上,我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表面上看是科學研究的差距,其實是人才培養方面的差距。2014年,國內某“985工程”高校完成兩份研究報告,全方位比較了該校與美國加州伯克利分校和臺灣大學的發展數據。該報告展示的數據是:盡管該校的各種科研指標與上述兩所大學接近,但該所大學幾乎是3位教師科研貢獻率才抵得上伯克利一位教師的貢獻率。這也就是說,我國大學在排行榜上的位次提升,與我國大學教師隊伍的規模有極大的關系。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還是我們的人才培養有問題。因此,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還是要在人才培養上下功夫。

          從一流大學走向成熟的大學需要時間,需要模仿,需要常識,更需要有自己的價值判斷。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曾說:“一所大學的成熟至少需要200年”,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用了近800年,美國的哈佛、耶魯大學用了300余年。面對一流大學的目標,顯然我們有些等不及了,或者已經有“時不我待”的感覺。在此壓力下,直視問題,找出軟肋,補上短板,應該是建設一流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策略。只要充分認識一流大學走向成熟的路徑,我國一流大學的成熟也許不必要完全走西方的路。成熟的一流大學就像齊白石的水墨畫,著墨的地方是畫,留白的地方也是畫;大學需要“養”,其培育過程如同“把玩”,這是我對大學走向成熟的粗淺認識。

          三、如何重視本科教育

          在世界范圍內,自從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進入大學以來,本科教育就一直被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擠壓”,本科教育出現了“失落”現象。也正由于此,一些有識之士不斷呼吁“重視本科教育”“回歸本科教育”,這已經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普遍現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正面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轉型,一系列的轉型對高素質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起步晚,對一流大學的認識和了解比較滯后,我國的本科教育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理念、教學觀念的重建,教學空間、教學技術、教學方法、教學評價的重建。這些重建背后的實質就是要回答兩個最為基本的命題:“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培養人”。

          自大學產生以來,在世界范圍以及特定的社會轉型時期,都會有學者從多方面反思大學的本科教育和人才培養。2008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寫了一篇《精英教育的劣勢》(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的文章,首次對美國一流大學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深刻反思。2014年,德雷謝維奇教授又出版了《優秀的綿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該著作一經問世,就迅速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廣泛討論。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似乎令人難以接受的判斷,作者認為:“當前的美國精英教育已經陷入了誤區,這套系統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有天分,斗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對未來一片茫然,極度缺乏目標感,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實巴交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他們非常擅于解決手頭的問題,卻不知道為什么要解決這些問題。”讀罷該書,不由令人想起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講的一段話:“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時這段話在國內引發熱議,甚至令人難以接受。近期,我國有不少學者將錢理群教授提及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與德雷謝維奇在書中提及的“常春藤的綿羊”聯系在一起討論,或產生共鳴,或存有分歧,或支持,或反對,將該話題的討論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實際上,在大學培養人的問題上,關于此類的反思乃至“批判”很多,如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60多年前所講的“半面人”,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大學作了一次題為“半個人的時代”的講座,對大學的人才培養提出了質疑。當時,梁先生是從大學文理分家導致人的發展的片面化,要求大學要培養“人格健全的人”,他提倡教育尤其是大學要走出“半個人的時代”。梁先生的觀察,以及上個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C·P·斯諾言及的“兩個集團”“兩種文化”等論述,都是中外學者對大學人才培養的反思與批判。大學應該培養什么樣的學生,這在中外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是一個持續的討論話題。每次類似的討論,對一國甚至世界范圍內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才培養,都會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使走偏的高等教育回歸到正確的軌道。

          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到大眾化時代,人才培養的問題更加受到關注,究竟是培養專門人才還是復合型人才,一直困繞著大學。愛因斯坦曾指出:“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正是基于此,“全人教育”作為一種新的人才觀,以及“回歸教育的本質”“回歸人的教育”等新的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圍開始盛行。

         

          需要指出的是,大學中出現“馴服的綿羊”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是世界各國大學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時至今日,如何培養“高情感的”大學生仍是大學的難題。

          大學該培養什么樣的學生,之所以會引起人們如此大的興趣與熱議,無外乎大家對當下大學人才培養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與矛盾有質疑,對人才培養質量的擔憂與不滿長期積壓在人們心中,在遇到這樣一個話題之后得到了一個釋放。但是,僅僅一味地觀望、呼吁或是抱怨,是遠遠不夠的,在對待該問題上,要理性分析背后的深層原因,并需要對我們當下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進行一個清晰的、符合時代需求以及符合人才培養規律的認識和界定。如果將“馴服的綿羊”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理解為世故老道、善于利用體制謀一己私利,而將自己置身于國家命運與人類幸福之外,那么顯然這樣的人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基本人文素養和道德情懷的。不得不承認,當下由于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浮躁以及大學內部存在的各種庸俗化現象,使得一些學生急功近利,缺乏自身理想和目標,導致大學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出現了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但我認為,“馴服的綿羊”也好,“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罷,并不是大學生中的主流,或者說也難以成為主流。盡管如此,我們對此現象仍然需要多加關注,在學生的價值觀上積極引導,堅持立德樹人,不僅要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還要培養其社會擔當和責任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們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馴服的綿羊”進行抨擊的同時,還有一些人作為回應而呼喚大學的另一種“回歸”,即憧憬過去象牙塔式的中世紀大學,向往紐曼的紳士理念和懷念洪堡的柏林大學,仰慕蔡元培主政時期的北京大學以及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進而生發出一種對大學的念舊情懷。但是事實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到來,已經沖破了理想中古典大學的邊界,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以及高等教育的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美國學者弗萊克斯納所說:“大學像其他如社會、政府、慈善等人類組織一樣,處于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學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會將各種新事物拒之門外;相反,它是時代的表現,是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今日人們在面對高等教育中產生的問題時向來是懷念過往,痛斥今天,殊不知,理想中的古典大學已經是落日余暉,今天的大學已很難再回到古典大學時代。

          毫無疑問,解決大學生的“人格分裂”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但如何在操作層面上實現,各國都在進行有益探索。如提倡通識教育、跨學科教育、全人教育等。我認為這些理念在我國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大學所接受。尤其是通識教育和跨學科教育已經從大學邊緣向主流發展,由此形成的教育范式和教學內容的變化,正日益引發世界范圍內大學人才培養全面而深刻的變革。1996年,聯合國在《德洛爾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終身學習”這一概念。之后在《教育——財富蘊藏其中》報告,從終身學習理念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學會認識、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報告提出,“除教育的直接功能之外,形成完整的人格是教育宗旨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并從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呼吁倡導教育的核心價值。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教育2030行動框架》,提出了“確保全納、公平、有質量的教育,增進全民終身學習機會。”報告呼吁各國高等教育“除了掌握具體的工作技能,還必須重視發展高水平的認知和非認知/可遷移的技能,如問題解決技能、批判思維、創造力、團隊工作技能、溝通技能以及沖突解決技能,這些技能適用于眾多職業領域。”所以,從世界范圍內看,無論是頂尖大學還是一般本科院校,都把通識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特別是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

          不言而喻,重視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學成熟的標志,“人才培養為本,本科教育是根”這些理念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逐漸會被人們所熟知和接受。但是,怎樣的本科教育算是一流的本科教育,卻仍需要花相當的時間來探索。在我國高等教育早已突破精英化,并正在從大眾化邁向普及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我們對于大學的目標與定位卻仍然沿襲著上個世紀80年代初精英教育的標準。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部積極倡導素質教育,推動了全國高校高等教育教學改革。但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歷史慣性,這些教學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本科教育的傳統模式。所以,今天我們在討論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時,不應當忘記一流本科教育這一命題。我們需要對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進行重新的認識和界定。今天,我們的大學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關于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我認為,當代大學應該培養至少具備以下素養的人才,即具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才,具有社會擔當和責任的人才,具有批判性思維的人才以及具有跨學科背景的人才,這種目標不僅對于研究型大學適用,對于其他各類本科人才培養也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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